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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上海“紅色基因”。 來自：【新民周刊】
閱讀提示：現在的上海，海納百川，奔流不息，這是紅色底蘊與海派氣質的再融合，在當代重新喚醒“紅色基因”，洋溢海派風華，我們將迎來一個歷經時代洗禮而又愈發神采奕奕的上海。
為什麼紅色起點在上海出現？中共中央為什麼長期在上海？上海在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扮演瞭怎麼樣商標註冊費用的角色？
11月18日，第十六屆海派文化學術研討會在虹口區海派文化中心舉行，本次研討會的主題是 海派文化中的紅色基因 ，上海歷史學會會長熊月之、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剛、中共四大紀念館館長徐明、浦東作傢協會副主席朱少偉、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錢乃榮等專傢學者到場發言，多方面多角度地回答瞭這些問題。
第一個做主旨演講的是台中抽水肥上海市歷史學會會長、復旦大學教授熊月之先生，他的題目是 近代上海城市集聚功能與紅色資源特點 。
上海紅色基因為什麼會那麼濃厚？熊月之先生一上來就拋出瞭這樣一個問題。
上海的租界是當時中國最大的租界，是全國25個租界面積總和的1.25倍。近代中國存在26個租界，隻有2個是公共租界（另一個是廈門的鼓浪嶼），公共租界牽涉到眾多國傢的利益。在中國這兩個公共租界中，鼓浪嶼的公共租界和上海不能相提並論，鼓浪嶼租界比上海公共租界晚58年，面積僅是上海公共租界的6.7%。
上海租界這樣大的規模，就給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和中央機關在此的長期工作提供瞭條件。因為一市三制比較自由，上海的城市、經濟、文化各方面的集聚功能特別強大。高度集聚的結果使得城市更為安全，使得上海在中國大地上成為相當奇異的存在：國際國內聯系特別便捷，愛國主義特別容易滋生發展。
在熊月之看來，作為共產國際直接指導創立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工人階級為基礎、具有國際國內聯系的全國性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與活動，上海這座城市至少提供瞭六個相關系統的支撐：先進的思想文化的傳播系統、社會基礎、聯系國際和國內重要城市的水陸交通系統、發達的郵政通信系統、現代政黨傳統的社會組織系統、維持一個政黨正常活動的安全系數，這六台灣電動床工廠個支柱缺一不可。
首先就是先進的思想文化傳播系統，熊月之認為這是最主要的。 沒有思想傳播，人不會覺悟， 熊月之說，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並建立政黨並不是憑空而來的，這是在之前西方新思想傳播基礎上，遞進而來的，它是高原上面的高峰。
清末民初的上海，真是新學說、新思想的傳播高地。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全國的知識分子大多數已認可上海在新學說、新思想傳播方面的領先地位，所以在1920年醞釀成立公家機關水肥清運中國共產黨時，共產國際認為應該在上海召開一大。
也正因為有這麼開放的文化氛圍，上海才會聚集瞭這麼多的進步人士。民主革命時期，幾乎所有重要的馬恩列寧名著都在上海出版，這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講紅色資源，不能孤立地談紅色資源，西方的哲學、文學、文藝作品都在上海出版，而且有很好的銷路。隻要是人們認為進步的，大傢都接受，隻是比較來比較去，覺得馬克思主義最適合中國的國情，所以接受瞭馬克思主義，接受瞭社會主義思想。
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創立，熊月之強調一個重要的基礎，就是城市。 共產黨以蘇聯為榜樣，蘇聯是在城市裡面鬧革命的，因此中國革命一開始選定的目標就是城市， 熊月之說， 而在中國，第一座大城市就是上海。上海，是座移民城市，共產黨的領導人是從全國各地來的，在高度移民的城市裡活動比較自由。知識分子在中國近代革命中起瞭異常重要的作用，中國共產黨創始人都是知識分子，很多人還是海外留學歸來的知識分子，他們一隻眼睛看著西方，一隻眼睛看著中國，他們是中國最早覺悟的人。那麼上海為什麼聚集那麼多的留學生？因為全國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城市，比上海更適合海歸生活。
上海還有發達的交通系統和便捷的通信系統、組織系統。共產黨人發動民眾，是一群一群發動，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這個地方的組織性。近代上海是有組織的社會，這種組織有利於共產黨的活動，尤其是同鄉組織、同業組織，也包括幫會組織，如果沒有這樣的組織，要在短時間內發動那麼多人起來是不可能的。
最後一點，可利用的縫隙。上海並不是革命根據地，但在1949年以前的28年當中，有三分之一的時間中共中央機關所在地在上海，很重要的原因是革命者可以利用上海的縫隙效應。華洋混居為共產黨和國際人士在此活動提供瞭便利條件。
這六個系統，哪個系統都不可或缺。
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上海大學兼職教授徐建剛認為，上海是中國革命文化的源頭，中國共產黨將近一百年，上海開埠170多年，兩者之間時間上交融，紅色文化和海派文化亦可相互交融。
據統計，上海有革命遺址遺跡約657處，現在存下來的有遺跡可考的440處。從時間看，黨史資源涉及到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時期，主要集中在民主革命時期。其中，黨的創建和大革命時期以及土地革命時期的革命黨史的遺址遺跡最豐富，主要集中在上海中心城區，其中黃浦區有125處，靜安區101處，虹口區92處，楊浦區83處。
上海的紅色革命遺跡不僅數量多，而且分量重，保護級別高。中共一大、二大、四大在上海召開，此外，還有中共中央在上海活動地點可以考證的42處，考證下來的結果是台中商標註冊，會址機關有23處，主要領導人固定的住所有5處，黨的宣傳機構有14處。
上海開創瞭很多第一，中國共產黨的源頭很多是在上海：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組織在陳獨秀傢裡誕生，在上海，中國共產黨創辦瞭第一個刊物《共產黨》，還有第一所幹部學校、第一個工會、第一個工人刊物、第一個婦女學校、第一傢出版社
提到紅色文化，我們腦海裡浮現的，通常是革命志士在風雲年代拋頭顱灑熱血的場景，至全國解放為止。在徐建剛看來，這條無形的線條束縛瞭我們的認識。 現在的研究好像不由自主把1949年作為一條線，其實社會主義革命之後，先進文化和海派文化在上海的發展過程中並沒有中斷。上海的工匠精神、夾縫精神、雞毛飛上天的精神，這些可能隻有在上海海派文化傳統當中才會有新的發展。
海派文化研究能不能進一步把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內涵擴大延伸，比如註意到浦東開放開發和海派文化之間的聯系？如果可以，那就大大拓展瞭海派文化中的紅色基因的研究方法。
下午的研討會進入分階段發言交流階段，第一個發言的是中共四大紀念館館長、海派文化中心主任徐明，他研究的題目為 北四川路越界築路區與進步文化策源 。
自上海開埠以來，歷經數十年發展，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越來越繁華，但同時也越來越擁擠，租界當局便主導推動越界築路，虹口方向最重要的一條路便是北四川路，從海寧路一直延伸到虹口公園，使原本僅有約3000畝土地的公共租界北區一下子獲得瞭新的發展空間。同時，市政交通設施也在不斷發展改進。蘇州河上從原先僅有擺渡發展到橋閘，從木橋發展到鋼橋，路面越修越寬，承重越來越強，為人力、畜力交通向機械、電氣動力交通發展奠定瞭基礎。1908年，英商電車公司從靜安寺到外灘的第一條有軌電車線路通車，引起的轟動一點不亞於現在的地鐵通車。就在當年，始發於靜安寺的1路電車跨過外白渡橋，沿著北四川路，經過租界和越界築路區域。
隨著租界當局越界築路和有軌電車的通行，原先像城鄉接合部一樣的北四川路周邊蓋瞭許多新房子，相對便宜的地價和房價，吸引瞭許多來自江浙、廣東的移民和日本的僑民。根據租界工部局的統計，1900年，公共租界中區人口為13.23萬人，北區人口為9.04萬人；到1930年，中區人口微幅增長至13.29萬人，而北區人口已經猛增近一倍，達到17.41萬人。人口的大量導入，使得北四川路周邊的商業迅速繁榮起來，成為繼南京路、霞飛路之後，上海又一條著名的商業街、文化街。
租界有自己的軍隊和法律，租界和華界，門牌號不一樣，電壓不一樣，因此在當時的上海形成兩塊華界兩塊租界，也即 三國四方 一市三治 ：一個城市有三種治理方式。這就為共產黨人開展革命工作提供瞭便利。在海派文化的土壤中，紅色基因一點點發展壯大，在時代的洪流中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1925年1月11日到22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今東寶興路254弄28支弄8號召開，這裡的整片區域都是越界築路新建的，是華界，卻沒有北洋政府的軍閥管著；是租界，但租界的管理又相對薄弱。所以在這裡召開中共四大，也不是偶然的。隱蔽也好，安全也好，交通便捷也好，這些都是客觀條件，得以保障中共四大召開的這12天不發生任何意外。 徐明說。
上海作為進步文化的策源地，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非常重視從上海輻射全國的宣傳工作。上海市政協委員、浦東作協副主席朱少偉一直在研究早期黨報黨刊與海派文化中的紅色基因問題，他註意到，中國共產黨在成立初期，就極重視報刊出版工作，並以此為 喉舌 積極宣傳方針政策，廣泛動員群眾，推進革命事業。可以說，當年黨報黨刊的發展過程，既是黨史光輝的一頁，也是上海現代新聞史的亮點。
1922年7月，在滬召開的中共 二大 曾討論黨報問題。8月，中共中央在西湖會議上決定創辦一份公開發行的刊物，廣泛宣傳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
蔡和森主編《向導》近3年，以頑強的精神克服瞭經濟拮據等困難。出於增強針對性和突出重點的考慮，相繼開辟 時事評論 寸鐵 各地通訊 等欄目。與此同時，他還自己動筆撰寫瞭大量政論、時評。
五卅 慘案發生後，為瞭及時揭露帝國主義的暴行，鼓舞群眾的鬥志，中共中央決定在申城公開出版一份日報。瞿秋白率領相關同志經過緊張忙碌，僅數日就完成瞭籌備。
1925年6月4日，《熱血日報》在滬創刊，由瞿秋白擔任主編，沈澤民、何公超和鄭超麟等參與編輯工作，社址設於北浙江路（今浙江北路）華興坊（今華興路64弄）56號。《熱血日報》系4開4版，采用鉛印，每期約1.2萬字。該報政治性、鼓動性較強，瞿秋白在發刊詞中宣告： 現在全上海市民的熱血，已被外人的槍彈燒得沸騰到頂點瞭 現世界強者占有冷的鐵，而我們弱者隻有熱的血，然而我們心中果然有熱的血，不愁將來手中沒有冷的鐵，熱的血一旦得著冷的鐵，便是強者之末運。
還有李達主編的《共產黨》月刊、鄧穎超主編的《支部生活》、張聞天主編的《紅旗周報》等等，這些早期黨報黨刊，敢為人先精心策劃，既奠定瞭我國黨報黨刊的優良傳統，又使海派文化增添瞭新的亮點。這種可貴的精神，對於今天所有媒體人仍有強大的激勵作用。
海派文化孕育瞭紅色基因，讓中國共產黨從上海走出並發展壯大，今天，我們回顧這段歷史，是為瞭更好地繼承和弘揚海派文化以及紅色傳統，也為瞭開創新時代 海派文化 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現在的上海，海納百川，奔流不息，這是紅色底蘊與海派氣質的再融合，在當代重新喚醒 紅色基因 ，洋溢海派風華，我們將迎來一個歷經時代洗禮而又愈發神采奕奕的上海。
閱讀提示：現在的上海，海納百川，奔流不息，這是紅色底蘊與海派氣質的再融合，在當代重新喚醒“紅色基因”，洋溢海派風華，我們將迎來一個歷經時代洗禮而又愈發神采奕奕的上海。
為什麼紅色起點在上海出現？中共中央為什麼長期在上海？上海在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扮演瞭怎麼樣商標註冊費用的角色？
11月18日，第十六屆海派文化學術研討會在虹口區海派文化中心舉行，本次研討會的主題是 海派文化中的紅色基因 ，上海歷史學會會長熊月之、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剛、中共四大紀念館館長徐明、浦東作傢協會副主席朱少偉、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錢乃榮等專傢學者到場發言，多方面多角度地回答瞭這些問題。
第一個做主旨演講的是台中抽水肥上海市歷史學會會長、復旦大學教授熊月之先生，他的題目是 近代上海城市集聚功能與紅色資源特點 。
上海紅色基因為什麼會那麼濃厚？熊月之先生一上來就拋出瞭這樣一個問題。
上海的租界是當時中國最大的租界，是全國25個租界面積總和的1.25倍。近代中國存在26個租界，隻有2個是公共租界（另一個是廈門的鼓浪嶼），公共租界牽涉到眾多國傢的利益。在中國這兩個公共租界中，鼓浪嶼的公共租界和上海不能相提並論，鼓浪嶼租界比上海公共租界晚58年，面積僅是上海公共租界的6.7%。
上海租界這樣大的規模，就給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和中央機關在此的長期工作提供瞭條件。因為一市三制比較自由，上海的城市、經濟、文化各方面的集聚功能特別強大。高度集聚的結果使得城市更為安全，使得上海在中國大地上成為相當奇異的存在：國際國內聯系特別便捷，愛國主義特別容易滋生發展。
在熊月之看來，作為共產國際直接指導創立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工人階級為基礎、具有國際國內聯系的全國性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與活動，上海這座城市至少提供瞭六個相關系統的支撐：先進的思想文化的傳播系統、社會基礎、聯系國際和國內重要城市的水陸交通系統、發達的郵政通信系統、現代政黨傳統的社會組織系統、維持一個政黨正常活動的安全系數，這六台灣電動床工廠個支柱缺一不可。
首先就是先進的思想文化傳播系統，熊月之認為這是最主要的。 沒有思想傳播，人不會覺悟， 熊月之說，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並建立政黨並不是憑空而來的，這是在之前西方新思想傳播基礎上，遞進而來的，它是高原上面的高峰。
清末民初的上海，真是新學說、新思想的傳播高地。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全國的知識分子大多數已認可上海在新學說、新思想傳播方面的領先地位，所以在1920年醞釀成立公家機關水肥清運中國共產黨時，共產國際認為應該在上海召開一大。
也正因為有這麼開放的文化氛圍，上海才會聚集瞭這麼多的進步人士。民主革命時期，幾乎所有重要的馬恩列寧名著都在上海出版，這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講紅色資源，不能孤立地談紅色資源，西方的哲學、文學、文藝作品都在上海出版，而且有很好的銷路。隻要是人們認為進步的，大傢都接受，隻是比較來比較去，覺得馬克思主義最適合中國的國情，所以接受瞭馬克思主義，接受瞭社會主義思想。
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創立，熊月之強調一個重要的基礎，就是城市。 共產黨以蘇聯為榜樣，蘇聯是在城市裡面鬧革命的，因此中國革命一開始選定的目標就是城市， 熊月之說， 而在中國，第一座大城市就是上海。上海，是座移民城市，共產黨的領導人是從全國各地來的，在高度移民的城市裡活動比較自由。知識分子在中國近代革命中起瞭異常重要的作用，中國共產黨創始人都是知識分子，很多人還是海外留學歸來的知識分子，他們一隻眼睛看著西方，一隻眼睛看著中國，他們是中國最早覺悟的人。那麼上海為什麼聚集那麼多的留學生？因為全國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城市，比上海更適合海歸生活。
上海還有發達的交通系統和便捷的通信系統、組織系統。共產黨人發動民眾，是一群一群發動，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這個地方的組織性。近代上海是有組織的社會，這種組織有利於共產黨的活動，尤其是同鄉組織、同業組織，也包括幫會組織，如果沒有這樣的組織，要在短時間內發動那麼多人起來是不可能的。
最後一點，可利用的縫隙。上海並不是革命根據地，但在1949年以前的28年當中，有三分之一的時間中共中央機關所在地在上海，很重要的原因是革命者可以利用上海的縫隙效應。華洋混居為共產黨和國際人士在此活動提供瞭便利條件。
這六個系統，哪個系統都不可或缺。
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上海大學兼職教授徐建剛認為，上海是中國革命文化的源頭，中國共產黨將近一百年，上海開埠170多年，兩者之間時間上交融，紅色文化和海派文化亦可相互交融。
據統計，上海有革命遺址遺跡約657處，現在存下來的有遺跡可考的440處。從時間看，黨史資源涉及到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時期，主要集中在民主革命時期。其中，黨的創建和大革命時期以及土地革命時期的革命黨史的遺址遺跡最豐富，主要集中在上海中心城區，其中黃浦區有125處，靜安區101處，虹口區92處，楊浦區83處。
上海的紅色革命遺跡不僅數量多，而且分量重，保護級別高。中共一大、二大、四大在上海召開，此外，還有中共中央在上海活動地點可以考證的42處，考證下來的結果是台中商標註冊，會址機關有23處，主要領導人固定的住所有5處，黨的宣傳機構有14處。
上海開創瞭很多第一，中國共產黨的源頭很多是在上海：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組織在陳獨秀傢裡誕生，在上海，中國共產黨創辦瞭第一個刊物《共產黨》，還有第一所幹部學校、第一個工會、第一個工人刊物、第一個婦女學校、第一傢出版社
提到紅色文化，我們腦海裡浮現的，通常是革命志士在風雲年代拋頭顱灑熱血的場景，至全國解放為止。在徐建剛看來，這條無形的線條束縛瞭我們的認識。 現在的研究好像不由自主把1949年作為一條線，其實社會主義革命之後，先進文化和海派文化在上海的發展過程中並沒有中斷。上海的工匠精神、夾縫精神、雞毛飛上天的精神，這些可能隻有在上海海派文化傳統當中才會有新的發展。
海派文化研究能不能進一步把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內涵擴大延伸，比如註意到浦東開放開發和海派文化之間的聯系？如果可以，那就大大拓展瞭海派文化中的紅色基因的研究方法。
下午的研討會進入分階段發言交流階段，第一個發言的是中共四大紀念館館長、海派文化中心主任徐明，他研究的題目為 北四川路越界築路區與進步文化策源 。
自上海開埠以來，歷經數十年發展，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越來越繁華，但同時也越來越擁擠，租界當局便主導推動越界築路，虹口方向最重要的一條路便是北四川路，從海寧路一直延伸到虹口公園，使原本僅有約3000畝土地的公共租界北區一下子獲得瞭新的發展空間。同時，市政交通設施也在不斷發展改進。蘇州河上從原先僅有擺渡發展到橋閘，從木橋發展到鋼橋，路面越修越寬，承重越來越強，為人力、畜力交通向機械、電氣動力交通發展奠定瞭基礎。1908年，英商電車公司從靜安寺到外灘的第一條有軌電車線路通車，引起的轟動一點不亞於現在的地鐵通車。就在當年，始發於靜安寺的1路電車跨過外白渡橋，沿著北四川路，經過租界和越界築路區域。
隨著租界當局越界築路和有軌電車的通行，原先像城鄉接合部一樣的北四川路周邊蓋瞭許多新房子，相對便宜的地價和房價，吸引瞭許多來自江浙、廣東的移民和日本的僑民。根據租界工部局的統計，1900年，公共租界中區人口為13.23萬人，北區人口為9.04萬人；到1930年，中區人口微幅增長至13.29萬人，而北區人口已經猛增近一倍，達到17.41萬人。人口的大量導入，使得北四川路周邊的商業迅速繁榮起來，成為繼南京路、霞飛路之後，上海又一條著名的商業街、文化街。
租界有自己的軍隊和法律，租界和華界，門牌號不一樣，電壓不一樣，因此在當時的上海形成兩塊華界兩塊租界，也即 三國四方 一市三治 ：一個城市有三種治理方式。這就為共產黨人開展革命工作提供瞭便利。在海派文化的土壤中，紅色基因一點點發展壯大，在時代的洪流中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1925年1月11日到22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今東寶興路254弄28支弄8號召開，這裡的整片區域都是越界築路新建的，是華界，卻沒有北洋政府的軍閥管著；是租界，但租界的管理又相對薄弱。所以在這裡召開中共四大，也不是偶然的。隱蔽也好，安全也好，交通便捷也好，這些都是客觀條件，得以保障中共四大召開的這12天不發生任何意外。 徐明說。
上海作為進步文化的策源地，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非常重視從上海輻射全國的宣傳工作。上海市政協委員、浦東作協副主席朱少偉一直在研究早期黨報黨刊與海派文化中的紅色基因問題，他註意到，中國共產黨在成立初期，就極重視報刊出版工作，並以此為 喉舌 積極宣傳方針政策，廣泛動員群眾，推進革命事業。可以說，當年黨報黨刊的發展過程，既是黨史光輝的一頁，也是上海現代新聞史的亮點。
1922年7月，在滬召開的中共 二大 曾討論黨報問題。8月，中共中央在西湖會議上決定創辦一份公開發行的刊物，廣泛宣傳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
蔡和森主編《向導》近3年，以頑強的精神克服瞭經濟拮據等困難。出於增強針對性和突出重點的考慮，相繼開辟 時事評論 寸鐵 各地通訊 等欄目。與此同時，他還自己動筆撰寫瞭大量政論、時評。
五卅 慘案發生後，為瞭及時揭露帝國主義的暴行，鼓舞群眾的鬥志，中共中央決定在申城公開出版一份日報。瞿秋白率領相關同志經過緊張忙碌，僅數日就完成瞭籌備。
1925年6月4日，《熱血日報》在滬創刊，由瞿秋白擔任主編，沈澤民、何公超和鄭超麟等參與編輯工作，社址設於北浙江路（今浙江北路）華興坊（今華興路64弄）56號。《熱血日報》系4開4版，采用鉛印，每期約1.2萬字。該報政治性、鼓動性較強，瞿秋白在發刊詞中宣告： 現在全上海市民的熱血，已被外人的槍彈燒得沸騰到頂點瞭 現世界強者占有冷的鐵，而我們弱者隻有熱的血，然而我們心中果然有熱的血，不愁將來手中沒有冷的鐵，熱的血一旦得著冷的鐵，便是強者之末運。
還有李達主編的《共產黨》月刊、鄧穎超主編的《支部生活》、張聞天主編的《紅旗周報》等等，這些早期黨報黨刊，敢為人先精心策劃，既奠定瞭我國黨報黨刊的優良傳統，又使海派文化增添瞭新的亮點。這種可貴的精神，對於今天所有媒體人仍有強大的激勵作用。
海派文化孕育瞭紅色基因，讓中國共產黨從上海走出並發展壯大，今天，我們回顧這段歷史，是為瞭更好地繼承和弘揚海派文化以及紅色傳統，也為瞭開創新時代 海派文化 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現在的上海，海納百川，奔流不息，這是紅色底蘊與海派氣質的再融合，在當代重新喚醒 紅色基因 ，洋溢海派風華，我們將迎來一個歷經時代洗禮而又愈發神采奕奕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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